热情似火的季节里，许多时尚的姑娘穿上吊带衫、超短裙等比较“露”的服装。然而，性骚扰就像一只可恶的苍蝇，盯上她们。

　　　 其实，性骚扰的受侵害者，远不止这些时尚的年轻姑娘。性骚扰，已经成为现代城市的一个“暗疮”，给受害者带来尴尬、无奈、愤怒和屈辱。

　　　　性骚扰首次进入我国立法者的视野，引起社会广泛关注。

　　　 去年，湖北某师范大二女生小丽打算找个兼职。她到一家公司谋求“抄写员”职位，负责接待她的是自称为王总的中年人。王总先是问她有没有交过男朋友，接着又提出给她看手相，以确定她的性格类型，并不顾她的拒绝，强行握着她的手往自己身边拉，并对她说：“你这个小姑娘，性欲很强哦!”小丽一下子愣住了。

　　　 王总的举止行为让小丽感觉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，说了一句“对不起，我不想来了”，就夺门而出。

　　　 类似小丽的经历决非个别现象。接受记者采访的28名青年女性对象中，纷纷表示性骚扰现象比较普遍，但大多不愿提及自己的切身遭遇。一名女士苦笑着说：“夏天穿得少，上下班总有不怀好意的男子在公交车上乱挤乱摸。”

　　　 新浪网“性骚扰调查问卷”一项调查结果显示，性骚扰最容易发生的地方是公交车和办公室，两者人数分别为13989人、6599人，所占比例分别是59.04%、32.57%。

　　　 然而，记者在采访警方时惊讶地发现，涉及性骚扰的报警寥寥无几。

　　　 在武昌区公安分局110指挥室7月份的原始信息中，没有一起涉及性骚扰的报警。值班室的民警说，性骚扰事件其实普遍存在。夏季女性衣着暴露，往往成为歹徒向其实施性骚扰，乃至暴力谋财劫色的一个诱因。就犯罪心理而言，有些犯罪行为是犯罪分子受偶然因素刺激，产生邪念和冲动，进而实施的。

　　　 市公交分局的民警匡文华翻阅了今年的报警记录，同样毫无收获。他分析说：“女性在公交车上容易遭遇性骚扰，但因为怕丢面子或担心遭到对方的辱骂、报复，大多数人会选择躲避。性骚扰报案少，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举证难。过去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，一些当事人在遭遇性骚扰时，担心诉讼不成，反使名誉受到损害。”

　　　 湖北天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刘天兵说，刑法等法律规定对于大量存在的性骚扰形式并不适用；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又偏向于公共场合，对隐蔽环境中的性骚扰缺乏有效的惩处。正是由于性骚扰这一概念此前没有明确进入立法视野，导致现行法律针对这一问题的规定太过原则，可操作性差，让法院、公安部门等在处理性骚扰案件时处于无法可依的境地。

　　　 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里，还没有“性骚扰”的词条，“性骚扰”的概念是近10年才在我国出现的。近年来，性骚扰正逐渐成为日益凸显的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，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公开讨论。

　　　 2002年7月，武汉市某商业学校中外语言教研室老师，因不堪原教研室副主任盛某的性骚扰行为，向江汉区人民法院提起性骚扰诉讼。经江汉区法院和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两级法院审理，终审认定：被告侵犯原告的事实成立，判盛某向何某赔礼道歉。

　　　 为原告辩护的唐江涛律师认为，这是全国第一例“性骚扰”案原告胜诉的案例，将对我国加强“反性骚扰”立法起到积极作用。

　　　 眼下，《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草案》已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，国法首次明确对“性骚扰”说“不”。尽管条款中虽然只有“任何人不得对妇女进行性骚扰”、“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工作场所的性骚扰”、“对妇女进行性骚扰，受害人提出请求的，由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”等3项，却是我国立法史上第一次清晰而又明确地关注“性骚扰”问题。